知识分子的“介入”神话

　　1935年6月，第一届国际作家大会在巴黎召开的前几日，两位组织者，也是当时最具国际声誉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突然接到了苏联大使馆的通知，说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将无法出席大会。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位俄罗斯文学之父病倒了。这个消息让人震惊，也让两位法国作家感到沮丧，他们甚至觉得遭到了苏联的愚弄，因为少了这位当时最具国际声誉的作家，会议可能会丧失很多的价值和意义。当时的高尔基确实是病倒了，但也是“病”出有因，确切说，他被斯大林软禁了。“苏联人民很需要你，因此希望你留在自己的国家”，伟大的领袖代表了民意，而且如此善解人意地劝告他。可惜，远在巴黎的纪德和马尔罗不能理解这位领袖的深意，还不遗余力地为成立国际反法西斯作家组织殚精竭虑。经过他们与苏联大使馆的交涉，伟大领袖终于同意派来一向很擅长讲故事的艾萨克·巴别尔和具有“俄罗斯诗歌中的马拉美再加上阿波利奈尔”之称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前往法国参加会议。

　　国际作家会议此次的主题是保卫文化，主要是为了联合国际上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共同反对法西斯在文化上的侵略政策。这次会议邀请了许多国际上“有良知”的作家———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词汇，如果说用是否反法西斯作为良知尚存的标准的话，似乎还有更多作家需要邀请；但是如果把“良知”定义为是否倾向或者拥护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话，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都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了。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洛特曼在《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一书中所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会是互助宫之外乃至遥远的柏林和莫斯科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缩影。”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被排斥在外，他们包括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和托派，当然更不可能让保守主义作家参加。事实上，这个被排斥在外的名单会更长，“实际上这一团体（被排斥的作家）再加上蒙泰郎就可以组成一个栅栏之外的国际作家大会了”。至此，这次经过苏联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亲自授意组织的国际作家大会，似乎变成了一个小团体聚会的闹剧了。在会上，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让法国的作家们感到非常惊讶。尤其来自苏联的诗人，大会请他演讲当前的政治，他吞吞吐吐地说这些都是徒劳，还不如去乡间采花。后来谈到了他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说：“我明白这是一个作家们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的会议。我只有一件事要说：别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唯一重要的是个人的独立。”另外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来自《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班达，他认为根据西方的历史，阅读是一种休闲的活动，这样的文学不是大众的，大众的就不是文学。有人认为这是在批评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中没有文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亵渎，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反驳。不过，根据纪德的说法，这次的大会整体还是很成功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终成立了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协会，总部设在巴黎，为“文化、反战、反法西斯和反对一切文明的威胁而奋斗”。而此时，在苏联，伟大领袖正悄悄地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运动。

　　关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神话，在近期的两本书中都有清晰透彻的描述：一本是以上提到的赫伯特·洛特曼的《左岸》，还有一本是法国作家丹·弗朗克书就的《自由派作家》。虽然关注的对象同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但是毋庸置疑，这是两本风格迥异的书。《左岸》注重的是学者型研究，史学的笔法，书写的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史；而《自由派作家》更侧重于用小说的叙述方式，讲述那个年代中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战争和马克思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叙述轻松幽默，抖了很多作家们的八卦性趣闻，却无损我对这些过往历史尘埃中的人物的尊敬和亲近。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异的群体，在20世纪的前半页，他们是知识分子史上的主角，用“介入”的方式关心政治和文化。洛特曼总结那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时曾说：“30年代参与政治的作家和艺术家跟他们的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关心国际事务。”翻看以前的法国历史，产生过德雷福斯事件和左拉，但他们只是对本国政府的行为提出异议，而从3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是国际事务，在法国“就等于抵制法西斯的崛起、战争的危险、西班牙内战和意识形态冲突、保卫苏联或者攻击它的领导人”。这其实就是洛特曼总结出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岸”精神，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介入”精神。

　　但是法国知识分子对“介入”还是过于乐观了些，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帕斯捷尔纳克吞吞吐吐的原因，他们也不知道高尔基病倒的原因，他们对苏联的过于崇拜，导致了自我立场的丧失。就如后来的一位从苏联的恐怖屠杀中流亡在法国的作家所言，假如我们自己也有集中营，该如何抵抗法西斯呢？一向信仰共产主义的纪德在1936年参观苏联后终于意识到了这种不同：原来他们在巴黎遥望的苏联并不是那般模样。他内心的震惊无可言喻，苏联神话的破灭让他意识到了人性其实比苏联更重要，这种良知驱使着他写下了那本惊世骇俗之作《访苏归来》。知识分子的良心第一次在“介入”之外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对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传统，或者说文人涉政传统，写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有过精彩的论述，大意是，法国知识分子过分倾向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过分追求雅致和新颖甚于真实，过分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作出决定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精神。介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介入之后的癫狂，容不得半点的异议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