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要“吃喝玩乐”

　　沈昌文先生是出版界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掌管下的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可谓是生机勃勃，在文化界和思想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１年出生的沈先生今年７７岁，退休已有十几年，可是他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愿意给自己找些事做，如今的他正乐此不疲地为同行和晚辈们做着“牵针引线”的工作，他自称“帮闲”。因为喜欢、因为敬重，大家都称他“沈公”。借着前段时间去参加全国书展的机会，也适逢沈公的自传《知道》出版，在郑州的一家咖啡厅里，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Ａ

　　祖母的话影响一生

　　记者：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难忘的人，您生命当中给了您重要影响的人有谁？

　　沈昌文：一个是我祖母，我祖母给过我一条规矩，或者说家教，她总说，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要进好学校。她从不让我跟家附近的孩子玩，我祖母把那些孩子叫作“野蛮小鬼”，怕我沾染了他们的不良习气。这条规矩对我影响非常大。尽管后来我还曾批判过她，说她是剥削阶级思想，但是现在想想，蛮有道理。

　　另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职业学校的一些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我在银楼当了六年学徒。有一段时间，政府禁止黄金买卖，店就停业了，我因为有点小聪明就留下了，我一边帮助老板伺候他的朋友，一边去上学。当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补习班最多、最好。我在那里学了好多东西。这个教育社旁边还有一个夜校，也是民主人士办的，叫“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创办人叫潘叙伦。当时的复兴公园里，早晨晚上都有人在那里上课，教《古文观止》，教英语，教其他知识，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在那里讲，而且是志愿性的讲课。

　　Ｂ

　　帮地下党做了不少事

　　记者：据说您在银楼做学徒的时候跟地下党打过交道？

　　沈昌文：是，我在帮老板做事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共产党人，慢慢有所了解，当时实在是觉得共产党是在为穷苦大众做事情。有一位，跟我很好，我忘了他名字了。他白天出去打牌，回来以后不休息，看书看得很晚，是外文书。我也懂几句外国话，一看是英文书，书名是《桥牌技术》。他白天跟老板们打牌，晚上要钻研桥牌技术。这就是为革命而赌博啊！他就这样跟这些老板周旋，然后通过这些老板用合法的途径买到革命需要的东西。我非常敬佩他们。除了伺候他们的生活以外，我还帮他们买些进步杂志，因为他们害怕暴露身份。

　　Ｃ

　　平日里培养实力很重要

　　记者：您今天７７岁，回头看走过的路，相信命运吗？

　　沈昌文：这是我现在经常思考的问题。人的一生里有很多命运感的东西，但命运和机会有关，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储备好实力，所以说平日里培养实力很重要。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原因。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世界语、无线电、会计、新闻……我都学。

　　记者：平常喜欢看电影吗？《色戒》里的那些场景和您记忆中的上海相符吗？

　　沈昌文：《色戒》看过，删节的未删节的都看了，李安拍得挺真实的，那些店铺、还有７６号都有的。那个年代，上海的一些时髦女郎比电影里表现地还要开放得多。

　　Ｄ

　　做编辑的“２０字方针”

　　记者：能说说您这么多年来做出版做编辑的经验之谈吗？

　　沈昌文：我做出版，讲究三个“第一”：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把这三个东西贯彻进去，出版工作做起来就比较顺手，比较有兴趣。做编辑的经验，就是我经常说的２０字方针，“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吃喝玩乐”是说我要请作者吃饭，我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说编辑要“有情有爱”地跟作者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到他们的无形资产。譬如，我认识王蒙，我认识吕淑湘，我认得很多人，这就是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我得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关于《知道》

　　和那些厚厚的自传比起来，沈先生的这本书略显单薄。很多人都认为他可以谈的更多些，但是沈公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些人还在，所以有些话现在说出来还不方便，他不想因此伤到谁。

　　书虽薄了些，可是里面能给人带来启示的讯息并不少。

　　譬如，沈先生在出版上一惯坚持的“向后看”的方针，以及他对台湾出版业的看法，现在读起来也不觉得落伍。

　　还有，他对“破除我执”的论述也让人颇为受用。“破除我执”是他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时候从一位气功师傅那里得来的，原本是用来治身体上的病，没想到却治了他心理上的病。因为这句话，沈先生想明白了不少事儿：人不可以太执著，太“执”于一事往往不容易成功。做起事来有进有退，人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凡事都有个缘在里面。

　　沈公对自己初恋的回忆也很感人。那个初恋的对象叫胡文珂，当时在出版社美编室画封面。据沈公回忆，这是个对政治活动甚为反感的女孩子，她认为人一参与政治，就不美了。如此的想法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里，实在是太格格不入。女孩最后被单位“劝退”，不久后就病逝了。让沈公遗憾的是，当时在单位和家人的压力下，自己并没有给她太多精神上的安慰，只是在生活上给予她些帮助。而这个女孩子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沈公回忆，“每次接济她的时候，她简直就像是受了很大的屈辱似的。她非常愿意跟我在一起，又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拖我的后腿。”

　　在自传里，沈公说的最多的其实还是与工作相关的人与事，从中看得出他对编辑对出版那份喜欢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