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亲历》连载13

　　“到了国务院是谁接待你们的？”

　　他说，到了中南海西门，由一位解放军战士领着我们进了紫光阁里的一个会议室，会议室里围着桌子坐着很多首长在开会，我能认出来的首长有：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桌子中间铺着一张大地图，好像正在研究地震的情况，气氛显得很紧张。首长们看到我们进来，都站了起来。我们几个人当时的打扮就甭提有多狼狈了，满脸的灰土，我临时找了件破上衣穿上了，还好没光着膀子。我眼含着泪有些激动地说∶“首长啊，唐山全平了！”李先念、陈永贵过来把我抱住了，并安慰道，别急，坐下喝口水，慢慢说。我就把我们见到的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一下，说着说着我忍不住就哭了起来。我说∶“首长啊，唐山一百万人，差不多有八十万人还被压在地下呢。”在场的许多首长也都掉了泪。李先念问我∶“唐山楼房多还是平房多？”我告诉他，路北楼房多，路南平房多。“井下有多少人？”“有上万人吧。”他心情沉重地说∶“这一万工人危险了。”陈锡联递给我一张纸，让我画一下唐山市的草图，我正画着，吴德走过来看着我画的图问∶“开滦总管理处那座英国人盖的大楼在什么位置？”我指着图说∶“在这儿，已经塌了。”吴德曾当过唐山市委书记，他知道那座英国人盖的老楼是非常坚固的，他叹了口气说∶“唐山不存在了。”我们提出请首长尽快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首长们开始了讨论，迅速做着部署。我们被领到另一间房间，有人给我们送来了军装，给我们看病，又给送来了可口的饭菜。虽然我们都饿了，但就是吃不下。不一会，陈永贵进来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完成任务了。”

　　我们说到这儿，有人跑过来叫李玉林，说矿上有急事，叫他赶快走，车在等他。我便匆忙地结束了采访，与他道别。

　　北京来电叫我急速返京，向首长汇报地震灾情。

　　中午，我向飞行指挥组刘光裕副司令提出申请搭乘飞机返京。正好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将于15点起飞飞往北京，我获准搭乘这架飞机。在临登机之前，从远处跑来一位年轻的陆军战士，小伙子高高的个头，一表人材，胖乎乎的脸上流淌着汗水，眯着俩笑眼。胸前挎着一架海鸥照相机，肩上背着一个采访包。我一看，这不是同行吗？经询问得知，他是38军114师摄影员王文澜。地震发生后，他随部队来到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采访，现在胶卷用完了，领导叫他快速回京购买胶卷。原想搭乘汽车，考虑一是耽搁时间，二是公路还不畅通。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再次请示刘副司令，刘副司令很爽快的答应下来。我便与王文澜一起登上了三叉戟飞机。一进舱门我便发现，座椅已全部拆除，地毯上铺了一层透明塑料布，机舱里有一股浓重的来苏消毒水气味，显然这是一架专门运送伤员的飞机。北京有紧急任务，要求飞机立即起飞，机上除了机组人员之外，只有我和王文澜两位乘客。我心想，这次飞行非同寻常，我们坐的是“专机”。只不过这“专机”没有座位。起飞后我俩盘腿坐在地板上聊了起来，当王文澜得知我是北京空军摄影干事唐禹民时，他高兴地说∶“幸会，幸会，早就知道您的大名，在报刊杂志上经常见到您的大作。”我问他使用什么胶卷，他告诉我是“代代红”。

　　由于唐山距北京很近，飞机刚刚爬高，就开始下降了，二十几分钟后“专机”便降落在南苑机场上，我与王文澜在机场分手，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返回机关后我向部长作了简单扼要的汇报。孙健副部长告诉我，明早八点钟在政治部会议室向军区空军首长汇报。随后我便一头钻进暗房，连夜冲洗胶卷放大照片。

　　昨天下午回到北京后我便一头钻进了暗房,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准备汇报材料,整整忙活了一个通宵,尽管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劳累、紧张,但却毫无倦意。

　　在漆黑的暗房里,我按部就班地冲洗着胶卷。谁都知道冲洗胶卷是整个采访的关键,也就是冲好了底片就有了一切。当然,冲洗胶卷对于我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家常便饭。但对于今天所要冲洗的胶卷,我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因为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乳白色的放大纸浸泡在显影液中,影像在红灯下渐渐地显现,渐渐地让我看清轮廓,一张张黑白相间的影像记录着这场灾难中我所见到的一切:匆忙走过废墟的难民、唐山地区招待所的残墙断壁、摇摇欲坠的交际处外国专家居住的别墅、唐山矿四周的居民区已变成一片瓦砾、车站路驶过的广播车、机场上大批抗震救灾物资从全国各地运抵唐山、直升机抢运伤员、解放军挖掘遇难群众……

　　看到这些我曾亲历过的场景,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思绪自始至终没离开唐山灾区。不知灾区的父老乡亲们这一夜又是怎么度过的。

　　早饭后，我拿着厚厚的一叠照片，向军区空军首长做了一小时的汇报。内容分三个部分：

　　1.驻唐山空军军部受灾情况和抗震救灾情况；

　　2.唐山机场受灾情况和飞行状况；

　　3.唐山市区受灾情况。

　　首长们不时向我提出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我的汇报赢得了首长们的好评。我觉得这其中照片起了很大作用，因为灾区有些情况用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首长们一看照片就一目了然了。机关里上上下下都非常关心唐山地震的情况。晚上，领导又安排我为机关工作人员作了一次汇报。

　　战友宋德义家里的遭遇，我不得不如实地告诉了她。就在地震的一刹那,她失去了父母亲和妹妹,活下来的弟弟又去向不明。遭受这样突然而又沉重的打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悲痛的。我除了多些安慰的话，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政治部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搭起了一片防震棚，为每位干部及家属都安排了床位，统一安排在食堂就餐。妻子是医务工作者，要坚守岗位，两个幼子只好送到岳母家照看，岳母在陶然亭公园的防震棚里带着我那两个年幼的儿子度过了那艰难的日月。    

　　我人在北京，心仍牵挂着唐山，牵挂着唐山受灾的父老乡亲。

　　在我强烈请求下，经领导批准我将于明天再度前往唐山，继续我的采访。

　　8月6日上午，我再次从通县机场乘飞机飞往唐山。

　　在飞临唐山机场上空时，我透过舷窗看到的机场，再不是7月28日时的凄凉景象。机场的停机坪上，已停满了各种机型的飞机，草坪上的救灾物资已堆积如山，大批军人在忙着卸运物资，副跑道上的飞机排着队等候起飞，主跑道上一架架的大型运输机滑过，整个机场是一派繁忙景象。

　　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正轨。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然而，事情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地向唐山袭来。将抗震救灾部队和唐山存活下来的几十万人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旧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震后，田园荒芜，疫病流行，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饿死、冻死、病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据史料记载，1917年7月31日云南大关发生6.5级地震，刹那间，山岳易形，村落丘墟，7个乡受灾共2240户，倒塌房屋3711间，死1069人，伤582人，幸存者87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