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墙背后的“三品”故事

孟维真
    一年前，有欣喜，有忧伤，我怀着一种难以言表复杂的心情，大学毕业来到了腾格里沙漠边沿的驻805厂军代室从事军代表工作。我至今不能忘记，第一次对我心灵产生剧烈撞击的就是军代室的荣誉墙。
    我们军代室，无论从自然条件到工作环境，都与内地有较大的反差，以“苦、毒、险”，也就是有毒有害高危险居于同行业之最。正因为如此，军代室的荣誉墙更显得高大神圣，与艰苦的自然条件和工作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与震撼。羞愧，使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同时，也给了我一种力量,那就是，这面耐人寻味、催人奋进的荣誉墙折射着厚重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王建堂的故事：不负使命，敢为人先
    这是一桩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要说过去离我很远，现在依然离我非常遥远，但从我听到王建堂，这个已故军代表的名字那一刻起，他似乎一直就在我的身边。他的故事中蕴含着一种精神、一种文化，那就是不负使命、敢想敢为。王建堂带着这种精神，年仅43岁就从容地走完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他在这个军代室工作了几十年，一次例行国库走访，无意中得知国库存放着大量的超期炸药，以待销毁，凭一位军代表的直觉，这是一桩多大的浪费啊！但不销毁，又潜在着多大的危险！不，难道就没有一种途径可以化解这桩棘手的矛盾？他敢想更敢为，回室后一头扎进实验室，由小试做起，反复试验、反复论证。当这一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时，连这个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都为他竖起了大拇指，称他为“敢吃螃蟹的人”。2003年，就是这位普通的军代表，在肝病要夺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心系军代室建设，对守护在病床前的年轻军代表语重心长地说：“回去吧，别影响了工作。”

崔树民的故事：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崔树民，一位从小伴随着海浪涛声长大的秦皇岛汉子，可称是时代的佼佼者。他1982年大学毕业，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一个军绿色的梦使他扎根于此。在驻805厂军代室的历史上，他用青春，用汗水，以博大宽阔的胸怀，默默地书写了自己的一段人生，留下了一种属于他，也属于这个集体可贵的精神文化。同期毕业的同学校友，大多在繁华热闹的大都市，面对同学们事业上的发展与升迁，他既欣喜又坦然。特别是2002年，他已患病多年，加上家里确有诸多现实困难，与其一同生活的岳母多年瘫痪卧床，妻兄夫妻双亡，留一孤儿，还要他来抚养。面对转业，他毫无怨言。后来，军代室有同志提出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和照顾，话一提出，他就坚决予以拒绝：“这不行，不能因为我，坏了纪律、破了规矩，更何况比起英年早逝的战友，我已很知足了。”

冉军鹏的故事：乐观进取，奋发有为
    一个奖牌，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奖牌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一种精神文化。我室现任总代表冉军鹏，这位曾多次被上级组织誉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基层主官的关中汉子，平日乐呵呵的外表，难以掩饰他内心世界的细腻与严谨，用他的话讲：“是男人，就得将泪噙得住。”2002年，他从古城西安又一次来到陇原工作（大学毕业时，他曾在甘肃某军用仓库工作），不由想起在他离开甘肃调回西安时一位老战友曾恭喜他的一句话，“宁向东一千，不向西一砖”，而且这次他的儿子才刚满十岁。他知道这一远行，不仅教导儿子学业的重任要交给爱人，照顾年迈多病、82岁高龄岳母的重担也只有靠她一人独挑了。也许是对老人、对妻儿的这份亏欠与内疚，这六年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又有多少个周末，每当别人下班后举家团圆、休闲漫步时，他的身影或伏案于办公桌前，或宁思静坐于学习室里。他宿舍的墙上挂了一幅“苦要苦的值得”的条幅，据说已挂了六年。学习室里有一幅他的座右铭，那就是“用真诚与耐心兑换理解与信任，用公道与正派净化环境与氛围”。这句话是他就任总代表时，对大家、对这个集体的承诺。这两幅字，也许对他这段人生是最好的解读与诠释了。
    没有坎坷，就没有故事，在这里也许因为多了一些反差，多了一些坎坷，解读每个人，都会多一段平凡的故事，每一段故事却总有一种研读不尽的文化。
    我自豪，我是这个先进集体的一员。我坚信，明天，这面荣誉墙上将会有我续写的业绩和文化。